1956年7月底，新寧一中發給我入學通知書，寫著學費膳食費36元。不用說，我家肯定沒有錢供我上學，如何是好?

　　接通知后我首先央求叔伯勸我父親送我讀書，我父親說：“我想送，伢崽讀書讀得，怎么不想送呢?想送，可沒錢怎么送呢?”

　　知道了父親的態度，暑假我主動和父親商量鉤松油賣錢進一中讀書。鉤松油就是割松脂。我們自家土改時分到的山上，有二三百蔸松樹，樹不太大，但可以開鉤了。上山割松油要有路，我和父親首先在山上砍路。砍好路后就刮樹皮開鉤。那時人們鉤松油不懂得用容器盛著，只知道割片油，就是每天在樹上鉤一鉤，油流在樹上凝固后，到樹上去敲，敲下來一片一片的松油和零星的松油。

　　但自家的松樹太少，鉤的油賣不了多少錢。當時，族里有個遠房姑姑嫁到鄰村，姑爺名叫李頂葵。這個姑爺解放前在湖南廣西交界處的一個村里幫地主種莊房田。所謂莊房，就是有田、有土、有房。所謂種莊房田，就是為地主種田的佃戶有屋住，要耕種田地，要管護山林。1950年土改時，這個莊房全部分給他。

　　這位姑爺分得的莊房山上有松樹六七百蔸。聽我讀書不錯，家里無錢送不起，李頂葵姑爺親自對我和我父親說：“我莊房里松樹全部送給你們鉤油，不要你們一分樹蔸錢。”于是我和父親花了7天時間砍路、打樹皮，8天后開工。我每天都穿著短褲，打著赤膊、赤腳上自家的山上和李姑爺的山上鉤松油。因為樹多，鉤15天左右收片油二三百斤。我和父親用簍子或籮筐裝著松油，挑到離家20余里的崀山松脂站賣。油價每百斤7元，收一次油可以賣錢15至20塊。整個暑假期間，我收松油3次，收入60多元。我拿40元去學校報名繳費讀書，給家里留20元備用。由于我60來天打赤腳在山上鉤油，腳板結了一層又硬又厚的繭。入校一個月后，腳板的厚繭才慢慢地剝落。

　　在我成長的道路上，很多人給過我無私的幫助，這個李姑爺就是其中一個。他們讓我這輩子始終懷著一顆感恩的心。因為這個李姑爺看重讀書，重視教育，他的后代很有出息。他的孫子李傳中曾在廣西兩個市擔任過軍分區司令員。與他爺爺一樣，李司令樂于助人，退休后熱心家鄉公益事業，多方奔走，跑立項，找資金，協調征地，協助地方政府修通了到我們村的公路，實現了父老鄉親的夙愿，在家鄉口碑很好。

　　1956年底1957年初，我讀完一個學期的書后回家過寒假。正月12日，是個晴天，能走路的大人小孩都上山打獵去了。我也被大隊會計趙焱秋喊去大隊排練搞宣傳。鄰居家烘烤小孩抱裙失火，把自家的屋和我家的屋燒了。等我下午回家，只看到屋場處一大堆黑炭還沒有燒盡；谷倉地基上燒完了的谷子還現著火光，一閃一閃的。因為村子的人基本外出，兩個屋燒個精光。我家只撈出兩床被，其他什么東西都沒救出來。

　　本來家里就困難，在這種情況下，我根本無法繼續上學。我想了很久，對父母說：“我還是要讀書。”父親很是無奈，說：“我們家屋都燒了，住房沒有，糧食沒有，你去讀書哪有錢啊!我們村落后，有文化的少，我村趙會計是連山村調來的，出納也是外村的。據說鄉政府早想要你當會計，你今年也19歲，莫讀書算了。”

　　我當時對讀了書能干什么也不太懂，但知道祖祖輩輩沒有讀過書，經常吃虧，因此讀書的決心很大，一心要讀書。我想，全國解放了，在共產黨、毛主席的英明領導下，有政府在，車到山前必有路。

　　在開學前的第三天晚上，我一晚沒有睡著，在想怎樣解決學費問題，最后想出個借錢的辦法。開學前第二天的早上，是正月十五，天氣十分冷，我吃了早飯后到菜園邊的棕樹上剝了四張棕皮，包著雙腳套著草鞋去臨近寨子找大隊干部借錢。當時大隊管財經的主任是蘭中云和雷炳光，他倆看到我便說：“敬超，你包著棕包腳套著草鞋，來這里有何好事?”我說：“要借錢讀書。”兩位主任沒有猶豫，說：“你有這么大的決心讀書，你要多少錢，我們大隊借給你。”我借到了25元報名入校。后來，雷炳光老人成為了我的親戚，我的親妹妹易順芳嫁給他大兒子雷玉長，不過那是后話。

　　正月16日交費入學后，我把家境向班主任劉敦棉老師反映，班主任聽完我的情況后說：“我幫你向學校報告，申請助學金。”學校領導根據我的特殊情況，評給我一等助學金36塊。

　　1957年春季入校后，學生爆發流行感冒，開始每個班三四個人發病，很快發病人數達半數以上，不到三天，全校各班都倒床了。縣委、政府和縣人民醫院，采取緊急措施治療，一星期后大多數學生基本恢復正常開始上課，而我和一些體質差的同學，在床上躺了一個多月才恢復健康。

　　那時我自己挑米去學校，每逢雙周回家挑米一次。從家里到學校60余里，我在新寧一中讀書三年，挑爛一擔小細籮，肩上磨出厚厚的肉繭。每次回家都是上完星期六的課才走，從不請假，動身回家已是下午四五點，走到家都是凌晨了。那時野生動物多，迷信也比現在厲害得多，走在路上經常聽到各種各樣的響聲和叫聲，很害怕。多次驚嚇，膽子反而更大，聽到有響聲和叫聲，我都要停下來聽仔細或去看看，弄清楚不是鬼才繼續走。幾年走夜路的經歷，練就了我的膽子。因為從未碰到鬼怪，也使我成為了一個無神論者。

　　雙周星期天我回家挑米，單周星期天我就去撿賣一擔毛柴可以買到3個大月餅。餅里面糖多，很甜很好吃，但我只買過一兩個吃。我把錢用塊布緊緊地包著，放到內衣袋子里，生怕掉了。到我初中畢業時，我身上還有現金40多元。這40多元錢后來在我到武岡師范讀書過苦日子時派上了用場，饑餓難耐時用來買東西吃。用布包錢放到內衣里，這個習慣我直到我小孩參加了工作我才改。

　　在新寧一中讀書期間，我第一、二學期在學校寄宿。為省費用，第三、四學期在校外寄宿，住在離校不遠的建路街的一位老奶奶家里。老奶奶姓石，是從離我老家不遠一個叫深沖的村子嫁到縣城的，五六十歲的樣子，消瘦，背駝著，丈夫與小孩沒有與她一起住，空著兩間漆黑的木裝房，窗子很小。剛到她家時我很拘束。老奶奶看到我很勤快，幫她做事，還幫她撿柴，很是喜歡我，把我當親人對待。我寫這篇文章時，我大兒子的同事帶了他愛人在我家玩，他愛人看了我寫的這段往事，說這個老人可能就是她奶奶。經反復查證，很湊巧，她真是這個老奶奶的孫女。

　　第五、六學期我又回到學校寄宿。老師看到我家里經濟困難，而我為人忠厚老實、成績好，就把我安排到老師的食堂搭餐。我在飯前飯后和業余時間幫助大廚師做些事，如洗碗筷、打掃衛生等。大廚師姓陳，是水頭鄉人，慢慢地我和他結成好友。我參加工作后還常和他往來。那是老師是編席吃飯的，用公筷夾菜，常有余菜，大廚師就留給我吃，因此，我在學校寄宿沒花什么伙食錢。

　　我進入新寧一中時編入新生41班。我一進校，班主任劉敦棉老師就把我的情況向全班做了介紹，團員選我當團支部書記，我任班團支部書記直至畢業。當時的學校團委書記姓何，只比我大兩三歲，對我的工作很肯定，我工作后我們經常接觸，他現在仍然身體硬朗。

　　我每學期成績全班數一數二，而且年齡較大，為人老實，工作大膽，敢于獨立開展工作，學校很滿意。1959年上學期，我們同年級5個初中班即將畢業，學校研究決定保送我讀中專。學校領導和老師都知道，我讀高中考大學是個好料子，但家里經常非常困難，受家里條件限制，就決定保送我到中專讀書。

　　當時一中校長李修清、班主任劉敦棉老師開始打算保送我學醫，因為他們認為我身體差，學醫適合。但我聽別人說學醫要解剖尸體，有點不愿意。因此我跟班主任老師說不想學醫。過了兩天，學校領導和班主任劉老師找我談話，要我學師范，保送我去長沙一師學習。開始我不懂師范是什么意思。校長李修清說：“到師范學校讀書3年畢業后教書。”我說：“教書好，去長沙太遠，還有近點的學校么?”

　　校長說：“近點的師范學校有湖南武岡師范。保送你去可以么嗎?師范基本不要錢，很適合你的家庭情況。”我很高興，同意了。于是學校決定保送我入武岡師范深造。

　　在我讀初中期間，班主任劉敦棉老師對我幫助很大，他教我語文，對我十分關心，愛生如子，我一生難忘。我師范畢業教書后，常去看望劉老師。我縣70年代末80年代初還沒有推行火葬。劉敦棉老師住縣城，買木頭不容易，到70多歲時尚未辦好棺材。我牢記老師恩情，1978年代買了棺材運至崀山中學，劉老師叫人從中學運到家。劉老師及師母都非常感謝我，說我講義氣。其實，這與他給我的恩情相比，不算什么。1959年上學期放暑假前，學校辦完了保送我讀武岡師范的手續。至此，我艱難完成了我的3年初中學業。這時，我已經21歲。

　　1980年后，政府實施“希望工程”、“春蕾工程”等助學工程，一副題為“我要讀書”的小女孩照片喚起了國民對助學工程的廣泛參與。當時我看了這幅照片，聯想到當年求學的困苦，十分欣慰我國政府在全國范圍內實施了助學工程。